从1950年到1959年，从8岁到17岁，是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，我一直生活在母亲身边。“最疼我”的也许的确是母亲，可是我却并无那一个“最”字横亘心中。

在物质上，母亲自己极不重视穿着，对我亦然，冬天不至于冻着就行。母亲也几乎不给我买糖果之类的零食，她坚信一个人只要吃好三顿饭，便可健康长寿。

令邻居大为惊讶的是，订阅报刊最多的是我家。父亲只订了一份《人民日报》，其余的都是给我订的。有邻居大妈问我母亲：“你怎么舍得给儿子花那么多钱？你自己穿得这么破旧，家里连套沙发椅也没有！”母亲回答得很坦然：“这个爱好，尽着他吧！”

母亲在供应我买课外读物上的投资，还有我看电影和话剧上的投资，更是一个惊人的数字。从1955年到1959年，我大约没放掉过当时任何一部进口的译制片，我几乎把北京人艺演出的每个剧目都看了。

1959年，我被北京师范专科学校录取。这所学校就在市内，因此我觉得还可以晚上回家吃饭和睡觉。母亲却给我准备了铺盖卷儿和箱子，并告诉我星期六再回家。

母亲不但把我“推”到了学校，而且也不再为我负担报刊的订费。我只能充分地利用学校的阅览室和图书馆。

1960年春天，父亲奉命调到张家口一所军事院校任教。母亲也去，还做主把那几间屋退了。

父母离开北京去张家口那天，我没送行。到了周六下午，我忽然意识到，在北京，除了集体宿舍里的那张上铺铺位，再没有可以被称为家的地方了！那一天，我还没满18岁。

在内心的感情上，我曾对母亲有过痛怨。母亲在世时，我从未向她吐露过。

毕业后，我在北京一所中学任教。我用的棉被被套糟朽不堪了，于是给母亲写信要一床被套。母亲很快给我寄来她为我缝制的新被套，但同时我也接到了母亲的信：“被套也还是问我要，好吧，这一回学雷锋、做好事，给你寄上一床。”她乃一平凡的老太婆，禁不住为一床被套“斤斤计较”？还是她对我并没有最彻底的母爱？

现在我才领悟，母亲那是在告诉我，“自己的事要尽量自己独立解决”。自那以后，我确实再没向母亲伸过手。

1971年我有了儿子后，父母因军事学院解散，被安置到偏远的家乡居住。此后，母亲非但不要我从北京给他们寄钱，反而每月按时往我这儿寄15块钱。那张张汇款单上都是母亲的笔迹。

父亲于1978年突发脑溢血逝世。1988年深秋，母亲也进了医院。她在一天晚上毅然拔下抗衰竭点滴针，含笑追随父亲而去。

她在子女成年后，毅然将他们放飞。而在她丧偶后，也不要成为子女们的累赘。这是母亲的自尊。

静夜里，忆念母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