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事写作40年，看到风起云涌的人文风景，听到的声音也多，老想着写一些独特的东西。可兜兜转转，心里最放不下的却是明媚的、通透的、呼朋唤友的小文章。

我十四五岁时有些叛逆，不喜欢父母的唠叨和种种教导，和母亲说话也说不到一起。

1971年，我被分配到离上海3300公里之遥的黑龙江大兴安岭上山下乡。一共8年的知青生涯，前3年很是暗淡：住的帐篷四面透风，在最冷的季节，帐篷里的温度低至零下30多摄氏度。所做的工作是冬天伐木，夏天养路。

历经孤独、饥饿、寒冷、疾病、火灾，人间冷暖，支撑我的有信念、友情，有从书籍里获得的天然的乐观，更大一部分来自亲情，特别是母亲给予我的情感支持。

在我人生最迷茫、无助的阶段，母亲给我写来很多亲笔信。说实在的，起初收到母亲来信，以为只是励志。没想到她的来信和平时说话的口吻不同，我读的时候，感觉是在读一份家庭小报。母亲写的只是日常琐事，舒缓，不急躁。家庭里发生的事，事无巨细她都要说一说：买到好看的挂历；阿姨会用缝纫机自制收音机套；北方的姑姑家寄来一筐自家果园种的苹果……那些切实温暖的快乐，让颠沛流离中的我看到来自平安、牢固大后方的牵挂，每次看得思乡心切的我泪眼模糊。

最初，我给母亲的回信很短，属于报平安的那种，带着少年的矜持和没心没肺，觉得没什么可写，不愿敞开来写。一次，母亲在信里流露了她的不如意。处在中年危机里的她，因所在的机关被拆并，不得已放弃她热爱的档案工作。她蒙了，无所适从。那是她第一次和我叙述内心烦恼，有意和我平起平坐。

我赶紧回信，一封信足足写下五页信纸，幼稚地论说乾坤大小。信寄出后，我天天盼她的回复。母亲在回信里说，她好多了，想通了，既然这一切变故不是人为所能改变的，不如坦然接受。她开始把从前因投入工作而冷落的众多业余爱好拾起来，醉心于收集邮票、徽章、藏书票。

后来几年，母亲感觉到我的成长、稳定，我们母女之间的通信不讲究仪式感，也无所谓书卷气，而是不拘一格，吐露真情，话题益发松弛，变成闺蜜型的了。母亲会像小姑娘一样告诉我现在上海流行燕子领的两用衫。一次她在同事家聚餐，吃到花生肉丁，觉得美味，特意讨来配方，寄了给我。还有几次在商店看到绣花枕头的图案好看，她心驰神往，买了两对，说以后给我做嫁妆。她也会告诉我同事之间出现问题了，想听听我那些最单纯、直接的处事方法。在那些信里，充溢着两代女性的忧思和纯粹的快乐，分享着独特的生命经验。她的每封信我都会看很多遍，视为真正的心灵财富。而每次我回上海探亲，和母亲的交谈则会有点儿仓促，好像达不到写信那奇妙的从容和真切。

给母亲回很多信，让我逐渐成了一个写信爱好者。后来我就用当地一种皱皱的、毛毛的、散发树木芬芳的原浆土纸，给远方的母亲和亲友们写信。母亲的字是家族里最漂亮的，自成一体，舒展，每个字有好看的笔锋，我有意无意地向她的字体模仿。渐渐地，周围人知道我“喜欢看书，蛮会写”，而且“字写得有笔锋”。正因为这个小起点，我幸运地被选拔去林区学校教书，慢慢地接近最钟爱的儿童文学事业。